□ 张子曲
2007年四月十四日，我参加了母校泉州一中（原晋江县中）建校六十五周年的庆典，这一天，也算是我们高中毕业五十周年值得纪念之日。那天，我像“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游子，回到故土，回到母亲的怀抱。
其时的母校，似曾相识又很陌生。虽然校门外的梅花石犹在，校门内的榕树依然郁郁葱葱，但当年简陋的图书馆阅览室不见了，龙眼树掩映的北帝庙变样了，作为教工宿舍的平房老屋淘汰了，曾朝夕相伴的旧教室更无踪迹，取而代之的现代化图书馆、教学大楼、科学实验大楼乃至师生宿舍楼凌空而起，巍然矗立。昔日母校的旧貌真正是焕然一新。五十年前，我同来自四方的莘莘学子一样，正处于多梦的青春年华，大家英姿勃发，踌躇满志。可时隔半个世纪，我们五七届高中毕业同学都鬓发盈霜，脸刻沧桑，大都步入古稀之年了。当年我们同届共有六班三百余人，而那天莅临母校的幸有七十来个，大家都像一家亲人团圆过节那样激奋万分，同时也为光阴荏苒彼此青春消逝而感慨唏嘘。但毕竟是久别重逢，个个又是喜笑颜开，畅谈各自经历的人生旅程。不多久，难得健在的当年任课老师步入一间又一间教室跟大家见面了，千言万语全写在师生的脸容上，融入笑声中。相聚的时光，交集着深厚的师生情、友爱的同窗情，装满整间教室、整个学校……
往事不堪回首，但又常常非怀旧不可。当有人提及同班而没在场的一些同学时，大家在沉思、追忆之后都能一一道出其尊姓大名。岂料同班的柯泽生同学却突然出示一张折叠的八开的薄纸，纸上点缀着稚拙的花边和一群飞燕，其间刻写了全班同学的名字及其通讯地址。记得一九五七年全校考取省外高校的同学，承蒙母校无微不至的关爱，通知大家回校集中，准备由学校生管组派人负责包车并护送至厦门乘火车，沿着刚建成不久的鹰厦铁路奔赴京沪等地。临走的前夜，不知班上是谁建议，说是应该留有一张班级同学的通讯录，以便日后的联络和交往。匆促间向校油印室借来刻板、蜡纸笔及班主任提供的学籍名单，由我刻写和其他同学复印。谁知当年纸上粗劣的刻写，似乎将半世纪的岁月刻穿，竟深深地镌刻在柯同学的心扉间，因而他才将五十年前印发的班上同学通讯录保存下来，尽管柯同学就读浙江大学及工作调动并经历过一场场的政治风雨之后，仍不遗失的保藏着，实在难能可贵。这与其说他保藏一张普通而不起眼的薄纸，还不如说他内心珍藏着真挚而深厚的同窗情谊。
一看那张保存下来的白纸已经泛黄，且折叠处有点磨损，其中有些潦草的字迹已漫漶难以辨识。难怪在场的同学有的提议重新打印一份全班同学通讯录，可我总感到犯难，怎能复制出五十年前的本真？虽说那纸面上个别名字模糊而让大家回忆还可以填补，可就是无法填补跨越半世纪的时间沟壑，因为同学中有些人作古杳如黄鹤一去不返，而他们在幽冥的世界里何来通讯之处？其实，五十年前的全班同学通讯录无需重复打印，只需打印健在的同学的通讯地址乃至手机、电话号码，因为无需徒增元奈，令人目睹辞世空名心生伤感和悲叹。
世事沧桑，人生如梦。谁都不甘心过早地成为辞世客，但生命之舟实难驾驭。我想，只要大家不忘曾是学海同舟的伙伴，其殷殷同窗情谊不因岁月的流逝而失色，就像母校校园里参天耸立的古榕树那样，依然长青，历久不衰。
（曾刊登于2008年7月《泉州文学》期刊）
校园追忆
张子曲
今年初夏的一天，我到泉州县后街想探访一位多年不见的挚友，也许时过境迁，竟不经意地拐进门牌上标明的模范巷。看了这熟悉而阔别的巷名，此时才想起母校泉一中就在近处。虽说未能随时步入久违的母校看看，但一段沉睡半个多世纪的学校生活却蓦然回到记忆中。
记得一九五五年读高一至以后两年，曾与几个同学租赁模范巷一家民宅。模范巷，这条两旁夹着平房径直通往母校的光滑的石板路，曾载满我多少的憧憬和追求，同时每天的往返，可也曾留下几许青春脚步的艰辛。早晚挎着鼓鼓囊囊的书包，心里和肩上一样负重，感到很不轻松。原先初中读过的英语，却改为当时苏联老大哥的俄语，这种文字上的新面孔，乍读起来诘屈聱牙，若要与其结识，更叫人多费工夫。课程教材更新，同时还要增新，母校为首批省重点中学，须新开一门非美术而全然陌生的制图课。所以，一天下来，好几门功课乃至作业都像争着要同你见面，跟你握手，让你应接不暇。因此，到学校晚自修完后，时常几个人还得挤在校外逼仄的陋室挑灯夜战。难怪白天上课有时还无精打采，甚而头脑有点昏沉。幸而老师不搞"一言堂”，往往搞突然袭击，向大家提问作答，叫你不得不打起精神，于泛舟学海中激起心灵上的波澜。可在当时竟有政治风雨来袭，却难“直挂云帆济沧海”，因而给师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解放初，盘踞台湾的国民党的飞机袭扰我东南沿海十分频繁，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仍不罢休。其时上课总得提心吊胆，连教室的玻璃窗似乎也未能睁开明亮的眼睛，一扇扇的窗子尽是贴上“米”字形的纸条。一听到拉长的防空警报，大伙儿总蜂拥而出，疏散到附近一大片龙眼树下隐蔽，等到警报解除才重返课室。如此来回折腾，不知道虚掷了多少宝贵的时光。后来学校不得不采取应变措施， 各班同学在附近龙眼树下挖半人高的防空壕、防空洞，干脆将课室转向野外，用小黑板挂在树干上，各人都得备上小竹凳听课。这种游击式的学习生活，今天在校的学生听起来想必不可思议吧。
还令人困惑的是一九五七年那场政治风暴。五七年正是我们高三毕业迎考的关键年头，当时有的任课教师犹如“走马灯”似得更换。原来每个教师都得经受 “反右”运动的洗礼，所谓政历问题或在鸣放中言论出轨者，则被停职隔离审查，甚至失去行动的自由。也许是班里团支书秉承校领导的旨意，通知我和同班几个同学于一天晚上按时轮流看管被隔离的对象，连上厕所也得守其门外跟踪。如此的监督行径，俨如看守罪犯一般，可在当时我们学生都懵懵懂懂，却迷茫不知其所以然。待到我们五七年跨进高校参加“反右”斗争，才省悟到所谓“右派”为何物，人为斗争何滋味。
一九五八年春节，我们七个赴沪就读的母校同班同学，有幸相约于当时“上海大厦”前的白渡桥畔合影留念。真是旧岁世事多纷扰，新春难得同窗会。大家在畅谈中不知谁个提及考进上海体院的母校同届的郭同学被打成“右派”一事，这突如其来的听闻，顿时让我为之惊愕。一个思想单纯初进高校的新生，居然在他美丽青春的画面上受其残酷的现实抹黑，真叫人情何以堪。其实，那时的高校，不论是从教者，哪怕身为教授，也不论是新老学生，凡是在鸣放中言辞犀利，偏激，所谓离经叛道，经上纲上线被划成右派的大有人在。当今的青年学生殊不知戴上“右派”帽子，将列入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四类分子之后，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这如同紧箍咒的“右派”，其未来的个人前途和命运，实在令人后怕。即使毕业后幸运地给予安排工作，也得降薪降职。遇有像十年浩劫的“文革”那场大风暴，更逃不出作为“牛鬼蛇神”横扫之列，其苦头将够你吃了，灾难将伴随你饱受更多岁月的凄沧。可见阶级斗争这根弦一旦绷紧，在那极左风气愈演愈烈动辄得咎的非常时期，却能弹奏出几多有识之士一曲曲的人生悲歌。
那天，我告辞了老友后便踅回模范巷。此时，不再像当年上学那样形色匆匆，而是四周张望，且放缓脚步，轻轻地踩着早已置换的水泥路。这似乎担心踩坏被时光流逝的记忆，追寻不到往昔其青春足迹，搜寻不到曾栖息过的那间小屋，搜寻不到门前岔口处那棵曾陪伴晨读的龙眼树。然而，沿路两侧的房舍、景观已不见踪迹，大都被陌生的楼宇取而代之。当我走近母校门口，适逢中午放学时刻，身着一色校服的莘莘学子，宛若潮水般不断涌出，看到他们沐浴着灿烂阳光而充满朝气的摸样，听到他们不绝于耳的欢声笑语，并在徜徉母校新校园之后，内心不禁悲欣交集，于穿越时空的回眸中，则暗自嗟叹道；往事不堪回首，追思几多惆怅，觉今是而昨非，喜桃李尽芳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