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母校泉州一中 朱守道
（泉州一中74届校友，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司级干部）
朱守道校友（右二）
离开母校泉州一中已经整整38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最为丰富、发展最为曲折、人生最可留念的38年。
今年初，赖东升校长、王水海副校长、校友会主任李玲玲一行来到北京，带着母校一中的关怀和慰问，亲切看望了在京工作的老校友，谈及明年母校一中建校70周年，学校拟编印纪念文集，赖校长嘱我写一点关于母校的回忆文章，我立刻答应下来。
近些天，翻检38年前在母校一中就读时的历历往事，回想起38年前在校的亲历亲闻，我整理思绪，握笔在手，不禁感慨系之。往事如烟淡淡而去，岁月如歌，师恩难忘！
一
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全国许多学校停课已久。对于解放后从1949年至1966年教育战线十七年的总体评价，有“两个估计”之说，即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样的“两个估计”以及一系列极“左”政策，给教育领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全国几百万知识分子身心遭受到严重摧残。教育战线这块阵地成为那个年代一个急需加以改造、整顿的领域。1969年夏秋之交，有新精神下来，重启学校之门“复课闹革命”，寂寂多时的校园顿时活跃起来。当时入校没有择校之说，一律按区划校，我属于泉州一中的招生范围。
泉州一中牌子大，底子厚，赫赫有名，曾有“省泉一中”之称谓，师资雄厚之外、校长人选在教育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复课了，终于有书读了,让人高兴,能进入重点学校泉州一中学习，更让人高兴。记得进校后的前几周，好奇的我们这批新生，下课时在校园内四处张望，到每座楼房去串串门。校园朴素大方，北门外有很大的足球场，球场四周有一大片果树林，再往北走是蜿蜒的环城公路。我们行走于红专楼、七一楼、和平楼、北帝庙等楼舍和老建筑，慢慢熟悉了校园环境和一草一木。让我们高兴的还有认识了许多同学，有邻里街坊，有小学同窗。母校一中在这一年共招学生44个班级，好几届的学生同时进校，大家挤挤挨挨融入在这所校园里。有一部分学生后来分流到旁边的学校（后改名为泉州四中）上课。
时值“文化大革命”，教育界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封资修的重要阵地。在教材内容的编写上处处突出政治，英语课程用了大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题材，词汇的难度尤其高，与日常生活用语关系不大。社会上轻视教育、辱没斯文的乱象时时影响到学校中来，学生不爱上课，学校不好管理。
社会上宣传上山下乡的风潮此起彼伏，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各大媒体宣传的重要内容。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校园之外，一批批老三届（知识青年）响应号召，打好背包，走向农村这一宽阔天地安家落户。学校与社会，社会与学校，二者关系密不可分，对家长和学生来说，看不出读书与不读书有什么区别，有文化与没有文化有什么区别。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在当时的环境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教书育人，尽职尽责，努力把文化知识传授给青黄不接的下一代。
在校期间，有几件事情印象很深：
一是挖地道。毛主席有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中央有要求，市里有布署，学校具体抓落实，从战备的角度出发，设计路线，规划长度、深度，而后便开始挖掘，以防备原子战争的到来。母校一中挖地道的水平确实很高，在质量和数量上远远超过兄弟学校，许多学校派人到一中来取经学习。学校按班级分配任务，组织学生深入地下深挖地道，白天挖，晚上也挑灯夜战。校园东侧的北帝庙旁有地道口，在树木的掩映之下隐蔽起来，我们由此进入地道，然后沿着小路蜿蜒前行进入地道深处，头顶上有一条电线，沟通照明和与外界的联系。记得有一天晚上，轮到我们班级进洞挖掘，同学们有说有笑，轮流挥镐，并将一畚箕一畚箕土块往外运送，地道深处潮湿缺氧，热气腾腾。大约午夜过后，大家干得正欢，突然间电灯灭了，伴随一声巨响，不知是何处传来了土石坍塌的沉重声响，地道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正在挖掘和运土的同学们全停了下来，地道内鸦雀无声，只听到每人的心跳。在黑暗中，不知谁说一句，赶紧往外撤吧！大家缓过神来，于是争先恐后地向外跑，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着通往外界的洞口。四十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挖掘的这些地道，现在又是作何用途？
二是组织下乡劳动。学校周边就是农村，学农是中学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中组织学生到西北洋劳动的次数为最多。到了劳动日，学生停课一天，不用读书到乡下去，换了一个新环境，很有诱惑力。在农民的指点下，我们在广袤的田野里或收割水稻，或使用打谷机脱粒，学着干各种农活，干完一项就有一点成就感。西北洋原先是一片水塘，曾种植不少莲藕，虽然填平后种上庄稼，不时可见莲枝从田里冒出来，小荷才露尖尖角，便让学生们眼前一亮，于是，照着莲枝的方向，一锄头下去，就能挖到莲藕，伴随一阵欢呼，顺藤摸瓜，寻找长长的相连的藕节。收获者把藕节放到水塘里洗干净，一手抓着便“喀嚓喀嚓”地吃起来，把其他同学给馋得不行。不时有同学去逮个蜻蜓，抓个知了，或踩出个鲜活的蚌来，总有惊喜等待着你。下乡有欢乐，欢乐不时感染着大家。
三是“工宣队”进驻学校，加强对学校纪律的管理。“工宣队”成员由工厂选出，在文革前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派驻到学校，是政治地位很高，代表正确的政治方向，行使着重要权力，说话很有份量的一级领导层。进校的“工宣队”人数不多，但受到了大家的敬重。学校内班级太多，不好管理，学校（工宣队）提倡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有的班级组织能力强，班委会中学生干部挺身而出，协助老师来抓纪律，抓作风，果然有明显好转。但能做到这样的班级只是少数。
四是下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由学校组织，每个班级分批到离校不远的拖拉机配件厂、通用机器厂学习。同学们分配在不同车间，有的学钳工，有的学车工，学校强调学习技艺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要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学生和老师都下到车间里学习，遇到不明白的事情就请教师傅，车间技术员还给同学们讲授物理学方面的知识。每位同学安排到一位师傅手下学习，师傅在前，学生在后，师傅干什么你就在旁边当下手。我的师傅三十多岁，业务熟练，为人厚道，对我很和善，在他手下干活确实学到了不少技能。
抚念前尘，恍如梦幻。五年中学生涯即将结束时，学校举行毕业式。在毕业式上,记得校长坐在主席台上，神情也不轻松，校长作了一番讲话，没有慷慨陈词，没有造势鼓动，只是祝贺大家完成学业，走向社会，只字不提“上山下乡”这个词。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校领导是谨慎、清醒、有智慧的。会后，我们离开了老师，离开了母校。在告别一中校园、人去楼空的那一天，内心很难过。我知道，我的书读完了，我只是一名匆匆忙忙途经这里的学子和过客，今后做什么，路在何方，在文革动乱的年月里是无法预测的。我也天真地想，也许今后因为有这样一段中学时代的经历，有了五年知识的初步积累，我学会了思索，懂得了自立，我的人生轨迹，或许会有所改变。值得记忆的五年中学生涯，无论是欢乐、悲观，还是甘甜、苦涩，都成为我人生中一段美好的回忆。
二
在母校一中学习，让我庆幸的是遇到了许多好领导、好老师,他们关心爱护学生，为人师表，其精神风范令人难以忘怀。
黎念泉老师是我进入中学时期的第一位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她待人和蔼可亲，教学严谨，一丝不苟，许多家长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她执导的班级上学习。当年黎老师就住在校园中心的一排平房里，我们每天放学回家都要经过她的家门口，时不时会打扰她的休息。黎老师任劳任怨，风里来雨里去，对学生的培养成长倾注全部心血。
林一鹤老师到一中任教时正值我高中一年级，是我在中学时代的最后一位班主任。当年他的年龄比我们班上年长的同学大不了多少，年龄相近，没有什么代沟，与大家接触交流，无话不谈。林老师担任班主任，执教生物课程，他思想开阔，讲课幽默风趣，很有责任心。年终时他开展家访，穿家过户，面见一个个学生家长，多肯定成绩，多提出对今后的希望，家长听了感到高兴，学生也如释重负。在我们毕业后多年，林老师转任泉州九中校长，依旧十分关心当年他带过的班级和同学。班级组织起同学会后，每到春节时大家相聚在一起，林老师都要出席聚会，和大家围炉座谈，了解同学近况。这些年林老师曾几次到北京来，得知消息后我总要前往宾馆拜会老师，见面十分亲切，面聆教言，心旷神怡，一次次感受他对学生的关心爱护之情。
著名的体育老师苏培金，永远是那样的朝气蓬勃，他培养了蔡焕宗等一批体育界高人，倍受尊敬。傅添福老师，从事英语教学，一直是学生心目中的名教。蔡丽玉老师、谢月华老师、林子廉老师、陈渊清老师、吴世光老师、洪伯钦老师……等等，为人师表，德高望重，人好，学问好，善待学生，可敬可亲！
我从初中开始,对语文课尤其兴趣，大概是在初三，廖渊泉老师担任我的语文课老师。廖老师对中国历史、文学的研究尤深，精诗词、工书法，教学时引经据典，可随手拈来，皆成文章。有两件事让我受益匪浅。一是在初中三年级时，廖老师负责学校宣传组工作，当时我学“颜体”书法，有一点基础，在他的推荐下，我到宣传组参与做事，多了一个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宣传组里人才济济，林思进老师的美术字，董勤慎老师的榜书大字，许复进老师的绘画，廖渊泉老师的行楷，佘楷模老师的人物画,形成了泉州一中宣传阵地的几大笔杆子。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老师宽厚和气，因材施教，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良好氛围。每逢老师动笔写，我们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看老师如何落笔、提按、使转、直至收笔，耳濡目染。老师写完一张，给了一种示范，我们也上去写一写。有时老师不在，有任务来了，需要写标语、编板报、出专栏，配合形势作宣传，我也一撸袖子，浸润大笔，倒上墨汁，在大红纸上写一把。每次写完了，请老师来看看，几位老师总是说“好”，“写得不错”，既使说意见，也是鼓励我们，和颜悦色。有了这些评价，我们从心底里欢呼起来。在这样一种愉快轻松的环境里，我加深了对中国书法艺术的领悟，这对日后书法艺术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提高,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1年，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选择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时，曾上门征求廖老师的意见，当时，廖老师建议我把研究方向放在明代著名闽南籍诗人王慎中的诗词上。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将这位明代乡贤及其他的山水诗词作为研究对象。厦门大学著名教授、我的指导老师蔡景康先生十分欣赏，觉得命题新颖，独辟新域，可弥补地方志人物研究之不足。同年底，我将数易其稿的论文《试论王慎中及其山水诗》的初稿送请廖老师征求意见，廖老师提出修改意见，鼓励多多。后经过几次修改后基本定稿。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廖老师向别的老师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还把这篇文章推荐到《泉州文史》编委会上，建议全文登载。《泉州文史》在同类的地方学术刊物中当属皎皎者，科学性强、声名远播，要刊上一篇文章颇不容易。廖老师的推荐意见起了重要的作用，稿子顺利地通过评审，在我即将毕业之前，《泉州文史》杂志上全文登载了，当时，我兴冲冲地带着散发墨香的杂志回到厦门大学上呈校系有关领导和老师。我的指导老师蔡景康教授看后大悦，连声说“很好”，中文系几位教授审阅合议后，给我打了最高分。至此，我的中文专业课程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每每想来，我从心底里感激廖老师给我的关爱、帮助和指导，感谢他如红烛那样点燃自己，照亮别人，在关键时候所起的人梯作用！母校的每一位老师是我的榜样！后来，当我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在工作岗位上、在许多场合遇到一方有难，需要八方支援的时候，我也象老师们那样，伸出援手，帮人一把，扶危济困，奉献社会。我想，这是榜样的力量，是我的母校一中教会我这个学子立足社会、创业发展时如何为人、如何做事的原则和基本功！
黄文彬老师是我初中时期的政治课老师，高一年级时，学校进行调整，设立了“段”，黄老师担任高中年段的“段长”，主管年段工作，同时担任第一线教学任务，是典型的“双肩挑干部”。校务工作千头万绪，黄老师政治敏锐，站位很高，做事有原则，负责任，敢担当，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们十分感动。
1974年秋天，高中毕业后，我和大家一样开始在社会上寻找工作，求取一条生活之路。我先是回到泉州通用机器厂找到当年学工时带领我的师傅，在他的推荐下我来到厂里当了一名学徒工，工作半年后经师傅介绍到了安溪县龙门公社农机厂工作，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生活。那时候，时常与工人们翻山越岭，深入田间地头到生产队里维修农具，出门一趟就是整整一天，中午时分就在生产队的打谷场或者田埂上吃大锅饭，油水不多，但能管饱。当时的工作属临时性质，工厂每个月发给我24元工资，一天一元，温饱已不成问题。我庆幸自己有了一个立足之地。1975年底，工厂开工不足，生产的农用器具很难卖得出去，农机厂面临停工停产，前景岌岌可危，本地工人的日常生活尚且顾不过来，更难顾及到我这名外地来的打工者。第二年的春节前夕我无可奈何地返回泉州。记得几个月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遇黄文彬老师，两年不见，黄老师询问我的情况，问我在哪里工作，当时我告诉他工厂不景气，工作还无着落。黄文彬老师此时是泉州六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他看着我说，你考虑一下，到学校来吧，这里还缺少代课教师，你语文不错，可以来试试！在当时的环境下，黄老师这一席话是何等的份量！这是老师对我这名学生的信任和爱护，我后来回想，那一次见面竟是如此重要！从此，我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环境，这关乎我日后的学业发展和前途走向。
几天后，我怯怯地走进了泉州六中，办理有关入校工作手续，教务处安排我担任初中二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并兼任初中两个班级的语文教学。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我的中学教学生涯，成了一个新的“孩子王”。工作来之不易，我应当加倍珍惜！在走向讲坛的每一天，从早到晚，我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与学生有谈不完的话，和学生们一起上课，一起出操，用心做事，以诚待人。在勤奋工作的同时，我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积累。教书育人，正人正已，更多地阅读教学参考资料和有关文史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字能力和综合表达能力，增加了诸多感性知识。事实证明，这些实践和积累对我日后在国家教育部工作，独立承担并完成某一方面任务，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黄老师在百忙之中十分关心我的教学情况。有时特地经过我的教室，放慢脚步，听听里面的动静，留心大家对我的反映，关注我的每一步成长。随着我教学的深入和班级纪律的好转，一些资深的教师和年段主任、语文组组长对我的工作多次表扬，让我受宠若惊。1977年，我有幸被评为泉州六中的先进教师，出席1977年晋江地区召开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大会。
学校是个小社会，行政管理工作千头万绪，黄文彬老师身为校长、党支部书记，在他身边工作，能感受到他敬业勤勉，殚精竭虑、有高超的领导才能，在每次全校师生大会上，在安排学校日常教学和长久发展规划中，处处体现了他对党的教育事业忠心耿耿。黄老师博闻强记，知识广博，记得1976年的一天晚上，学校按照惯例在晚间召开教师大会，研究近期工作，这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新闻节目里正播发毛泽东主席最新发表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 鸟儿问答》，广播里听到播言员抑扬顿挫地朗诵着。正在主持会议的黄文彬老师把会议停了下来，组织大家把广播听完。他话题一转，结合最新的时政要闻，就毛泽东主席这两首词发表的历史背景、思想内涵、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开始进行讲解，其文思敏捷，妙语连珠，旁征博引，出口成章。在政治十分敏感的年代里，要解释领袖的诗词，要十分谨慎。一是要理解准确，不能戏说，不能杜撰，否则可能要承担责任。二是对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美学要有深入的研究，知识面要广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头一回发表的诗词，竟能如此深入浅出进行分析，当时给我的感觉，既惊讶又敬佩。许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一幕如在眼前。
在我走上中央机关工作岗位后，黄文彬老师仍然十分关心我的发展。2008年9月，“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搭载我的一件书法作品，从酒泉卫星基地发射升空，在完成68个小时的太空飞行后返回地面，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舱仪式，整个过程为世人瞩目。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经《泉州晚报》转载，黄老师看到了，分外高兴，一次次给我热情勉励，寄予厚望。回想起来，这么多年来，能得到许许多多老师们不同方式的关心、爱护和指导，这是我的福份，我受益匪浅，倍加珍惜！
三
1977年9月，在经历动乱十年之后，国家宣布恢复高等教育考试，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同年冬天（11月），全国570多万人参加了高考。我是其中之一。不久，我收到了录取通知。我从泉州六中的教师岗位上进入厦门大学中文系。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老师、同事和我的学生们，整理行装，开始了新的校园生活。
1982年春厦门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国务院教育部工作。1988年，我被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92年，我调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
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我没有忘记母校、老师对我的培育。当我们为祖国效力，为民族争锋，为社会和弱势群体传递着慈善、奉献一颗爱心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辜负母校、老师的教导，没有辜负人民的养育之恩。
三十八年过去了，这其中我回过几次家乡，曾再次进入校园，看看当年自己曾经学习的地方，走在当年曾经锻炼的体育场上，寻找着我的教室和老师们居住过房屋住所。校园的一草一木，都引起了对于过去岁月的无限思念。原先陈旧的校舍已堀起幢幢高楼，原先荒凉的北操场如今旧貌新颜，已难以辨识，现任的校领导和老师们励精图治，发展创业，有新思路，有大作为，令人钦佩！母校一中芳名远播！
正值母校一中70华诞，我从心底里感恩母校，感谢老师们的培养教育，给了我知识和力量；祝福母校，骏业鹏程，锦绣风华，在这个伟大时代，永远保持美丽和年轻！
朱守道校友与赖东升校长合影
校友简介
朱守道，祖籍福建泉州。1974年毕业于泉州一中，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国家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司长级干部，兼任第四、五、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全国人大书画研究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理事，北京中韩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北京名人书画院副院长、《名人名家书画报》总编辑等。
曾获全国报告文学竞赛二等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半月谈》、《了望》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在全国书法竞赛中获金、银等多项奖。作品被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中南海、邓小平故居、中国美术馆、西安碑林博物馆、国家奥运体育场（鸟巢）收藏；为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普陀山、蓬莱阁、鸣沙山、济公活佛故里“永宁村”等名胜古迹题写牌匾；选入中华翰园、武夷山、黄河、圣泉、汉中、庐山、西柏坡等碑林中刻石；书法作品被中央、国家代表团作为礼品赠送外国政要和国际友人。
著有《中国书法史话》,出版有《朱守道书法作品集》、《朱守道书法艺术》等。1997年被评为全国首批“德艺双馨”书法家。2003年在北京荣宝斋成功举办个人书法展览。2007、2009、2010年获中国书法家协会“先进个人”称号。
2008年9月，其书法作品搭载“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发射升空，在完成68个小时的太空飞行后返回，作品为国家收藏。
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英才》、人民网等主流媒体和专业报刊介绍其书法艺术。
